美国打造“新经济”

美国总统克林顿4月5日在白宫召开了一个官、产、学结合，讨论美国“新经济”的会议。召开这样的会议既反映了克林顿对自己8年的经济业绩踌躇满志，也反映出美国当局对由信息化、全球化所创造的，既带来许多新现象，又有不少未知数的所谓“新经济”如履薄冰的心情。“新经济”的讨论90年代中期就已见之于媒体，美国政府对此并没有明确表态。这次克林顿出面就“新经济”组织专门讨论，无异给新时期的美国经济定了性。鉴于美国经济对全球的巨大影响，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大有必要。

“新经济”的特征和由来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对美国“新经济”的特征做了这样的描述：“现在已经越来越难否认近年来出现的情况同典型的战后商业周期有若干深刻的差异。不仅经济扩张达到了创纪录的长度，而且它已经做到比预期的经济增长更为强劲。最引人注目的是，面对至少比30年来所曾经历过的更为紧张的劳工市场，通货膨胀仍然处于驯服状态。”美国官方认为，生产率的提高是出现这种情形的重要条件。对此，今年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提供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材料。它比较了战后美国三次最长的经济扩张。即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和80年代里根、布什的繁荣期和这次的经济繁荣。前两次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经济复苏头两年劳动生产率增长迅速（分别为4．7％和3％），到第七、第八年即陷于低迷（分别为1．2％和0．8％），最终导致衰退。这次则有所不同，与前两次繁荣相比，头两年增长较慢，第七、第八年却保持2．8％的增速，1999年4季度更高达6．4％。

出现上述特点有这样的背景：1991年3月以后开始的经济复苏一直到1994年，是美国经济大改组的时期，企业大刀阔斧进行缩编，实行再造工程，是一个企业消肿和管理创新的阶段，它的作用在于给90年代后期生产率的提高扫清道路。另一方面，信息革命对生产率的影响也有一个逐步体现的过程。因特网虽然与经济复苏都出现在1991年，但直到1993年上网者不过100万户。企业对企业以及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也只是在90年代后期才加速发展，向各行业渗透，因而从生产率的提高得到回报。从美国经济史看，这种逐步渗透，是每一次出现重大技术创新时的普遍现象。例如，美国的电气化从20世纪初开始，经过差不多50年，在解决了各种技术问题之后才在家庭和工厂中完全普及，并体现在生产率的提高上。福特公司生产T型汽车，为美国制造业创造了进行大批量生产的流水线，这种生产组织的创新，也经过几十年才完全普及并在劳动生产率上得到体现。这次信息革命的影响，如果在几十年后重新评价，可能绝不亚于电气化和流水线的作用。它给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带来的好处，也许还只是刚刚开始。

如果说信息革命是美国“新经济”的第一要素，那么人们也绝不可低估经济全球化和美国宏观经济变革给这次经济繁荣带来的推动力。美国80年代治理了通货膨胀，90年代解决了联邦大赤字问题。这些无疑都给“新经济”奠定了良好基础。

“新经济”与老规律

信息化、全球化促进了美国生产力的大发展，但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中发生的。因此它并不能排除传统经济规律的作用。比如市场自发势力所造成的经济失衡、两极分化，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边缘化等等。

格林斯潘一如既往，不厌其烦地警告：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不平衡。这是由股市暴涨所产生的财富效应造成的，股票市值是虚的，与实物不完全对应，而它所形成的购买力却要求有实物兑现，这种供求脱节，暂时是由扩大贸易逆差和动用劳动后备增加生产两个安全阀解救的，这种局面短期虽能维持，长期难以为继，如果听其发展，通货膨胀和经济逆转都会发生。多数经济学家也认为“新经济”并没有消灭经济周期，但它可能使周期波动得到缓和，扩张期延长。同时由于生产率提高，还打破了一些老框框，如为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年增长率不得超过2．5％，失业率不得低于6％等等。

克林顿的发言显示，他对“新经济”能缩小美国公民和世界公民在教育、健康、技术等方面的差别寄予厚望。但事实是，带给美国新经济的市场力量，同时也加剧了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化，经济繁荣和政府政策只是暂时掩盖了一些矛盾。资料表明，现在美国20％最富家庭获得全国收入的将近一半和财富的80％，5％的尖子户则获得收入的1／4和财富的60％。而在底层的60％家庭却只获得收入的25％，最底层20％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不是零就是负数。收入和财富的差异又影响了人们能够获得的技术手段。从全球看，这种差距更大。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整个非洲装置的电话不及纽约曼哈顿地区的拥有量。显然这种差距不是靠慈善机构的捐赠和少得可怜的国际援助所能克服的。无怪乎不少专家、学者和官员都强调任务的艰巨性，有意无意地给克林顿泼了冷水。

“新经济”与克林顿经济战略

美国90年代的“新经济”概括地说是信息化、全球化的产物。那么政府政策是否也起了作用呢？答复应当是肯定的。克林顿的重要贡献首先在于他对科技创新的积极倡导和支持。在1992年的竞选演说中，克林顿和戈尔响亮地提出了“技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个口号，并把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作为切入点。这同当时的对手布什相比，显然高了一筹。

在2000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克林顿把8年来他的经济战略概括为三条，即，严肃财政纪律缩减联邦赤字，对人力资源投资，推进经济全球化。

应当说对缩减联邦赤字，民主、共和两党是有共识的，并不都是克林顿的功劳。但是克林顿打破了共和党反对增税的禁忌，用只提高高收入者的所得税来争取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使缩小赤字成为可能，这是高明之举。消灭当年联邦赤字的作用在于提高了国民储蓄率，降低了长期利率，支持了推广信息技术所需要的大量投资，这些对“新经济”的形成是功不可没的。

强调对人力资源投资也是新时代的要求。要发展高新技术，鼓励科技创新，必须提高公民素质，培育知识人才。为此克林顿为提高低工资者的收入，改良教育，扩大保健覆盖面，增加基础科学投资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他的这些做法在美国人民心目中是得分的，也是共和党打不倒他的原因。

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战略也反映克林顿对新时代的政治敏感性。尽管在推进的过程中常常因为手段霸道而引起同贸易伙伴的磨擦，并招致国际舆论的批评，但它显然是“新经济”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总之，克林顿经济战略使美国宏观经济理念有了新发展，由抓有效需求解决供应过剩的旧模式，转变到从抓供应入手，用科技创新来创造新需求的新模式。这一转变是有深远意义的。

摘自：人民日报